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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時代里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訪作家葉彌

(2019-01-31 14:38)

 

  吳郭城的巷子口都是窄小的,但里面藏著的東西很驚人,可能是一條不小的河,也可能是一座小山,或者一個大教堂。這里住著一些有本事的人。

  醉心生活藝術的柳爺爺,有一天懷抱一盆盛開的曇花,坐在火堆上離開荒唐的人世,留下滿園珍寶。奶奶高大進大膽任性,拋夫棄子追隨革命,卻為情所困,神秘歸來。父親一直是全城女性愛慕的對象,終于孤身遠走他鄉。我因為出生時的一聲炸雷,成為家喻戶曉的“彩虹仙女”……

  2009年,作家葉彌動了一個念頭,她打算寫一部四卷本的長篇小說《風流圖卷》,但當第一個字寫下去時她也沒想到這部小說會耗費將近10年的時間,在小說的后記里第一句話她就寫道——“這部小說,寫得艱難。”寫作時間的長短當然不是衡量小說難度的標識,難的是作家在這段相對漫長的時間里不斷梳理關于小說的一些想法,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建,這個過程持續了很多年,最痛苦的時候她甚至覺得小說里所有的人物都消失了,設身處地想想,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暗示。幾經修改,她終究還是寫完了這部小說,《風流圖卷》被一些批評家認為和她之前的小說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是一部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葉彌在一座“吳郭城”里鋪展開形形色色的“風流人物”,人生有形,卻是無常,不管怎樣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生活的強者。

  從最早的中篇小說《成長如蛻》到后來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香爐山》,再到這部《風流圖卷》,葉彌始終保持著她相對穩定的寫作品質,并在長時間的寫作中形成了自己成體系的小說觀和方法論。時間改變了很多東西,但沒有改變她寫作的樸素初心,就像她所談到的,“時間讓我對人生和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這也是這部小說給我帶來的意義。我感覺到是它引領著我成長,成長的全部內容就是識得‘命運’二字。不識這兩個字,奮斗無意義。為了尋找到更好的思維方式,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什么是時代?

  時代是人性的另一個代名詞

  記 者:《風流圖卷》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我也讀了一些你之前寫的小說,我喜歡這些作品的美學趣味和風格,盡管它們并不是統一的。首先我想知道的是這部長篇為什么叫這個名字,《風流圖卷》里的 “風流”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風流”吧?

  葉 彌:對。我書名中的“風流”二字,更多的含有詩詞中的“風流”意蘊,而不是口語中的“風流”指向。蘇東坡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毛澤東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實我們的小說里,也經常用“風流”二字形容人灑脫俊逸的衣著外貌或精神。如《紅樓夢》里第三回寫林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第五回對晴雯有一句評價: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紅樓夢》第七回形容秦鐘: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紅樓夢》第一百零一回描述可卿的魂魄:形容俊俏,衣履風流……

  現代口語中的“風流”有一種特定的指向,特指人們在男女關系上的多情和隨意性。蕓蕓眾生,每一件事都是有探究意義的,我似乎也聽到和見到過大家嘴里所說的“風流”男女,他們的精神世界是怎樣的?他們如何與眾不同?“風流人物”與“風流男女”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這都是一位作家要關心的問題。我希望能寫好“風流人物”,也能寫好“風流男女”。

  記 者:那么如果讓你簡要提煉地概括這部小說的話,你覺得它講述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這是一部什么樣的小說?

  葉 彌:這個故事講述了一群中國人為尋求幸福而不斷努力,在每一個時代里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什么是時代?時代就是人性。人性在任何時候都有共同的東西,就是追求幸福的愿望。幸福是什么?幸福包含著對物質的追求,更包含著對精神的、真理的追求。

  記 者:《風流圖卷》寫到了很多人,在我看來大致有幾類,一類是積極投身于時代生活向主流觀念靠攏的,比如小說主人公孔燕妮的媽媽;一類是不管經歷了什么都要在平淡艱難中尋找趣味來支撐人生的,比如孔爺爺、常寶等;還有一些人隨著經歷的累積觀念會發生變化,自己大半輩子的信仰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像孔朝山等等。這幾類人投射著你對這個世界和生活的一種怎樣的態度和想法?

  葉 彌:我對生活的態度就是我對世界的態度。我在這個小說中,經常提到“正確的思維方式”。中國經歷了撥亂反正的年代,隨后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時至今日,物質豐富的我們到了反思的時候了,必須問一問:禁錮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東西真的被打破了嗎?錯誤的思維方式得到更正了嗎?這種更正并不能靠政府頒布一紙公文就能達到,而是要靠整個社會放棄對物質的片面追求轉向精神和物質的雙重進步才能實現,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我們拿什么談論民族崛起?我們改革開放后得到的物質富足意義何在?時代在進步,人的精神世界與以前相比也在進步,但這遠遠不夠。幸福的意義在于物質與精神的并駕齊驅,缺一不可。

  如你所概括,我在小說里描寫的人物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積極投身時代主流的,一類是不管什么時候都要追求生活趣味的,另有一類是處在改變之中的。其實這就是精神和物質的關系,兩者互為依存,是不矛盾的。不管是追求精神多些,還是追求物質多些,我寫的這些人物,始終都是企圖在時代的潮流中,把握好自己的命運,這也是我想在小說里探討的個人和時代的關系。我賦予了他們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強者的特性,他們每一個人,不管是自殺還是偷生,不管是忠于愛情還是背叛愛情,不管是對物質更感興趣還是對精神更感興趣,都在努力表現人性的張力。

  記 者:就像你所說的,你想在小說里探討個人和時代的關系,這也是在我看來這個小說尤其值得關注的一點。《風流圖卷》里的時代和歷史都在,但卻是若隱若現的,小說歸根結底寫的還是人性,關注的是人的欲望和生活,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活下去的動力等等。個體和時代在這個小說里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你是怎樣來處理個體和時代、個體與他人的關系,從而實現你所說的努力表現人性的張力的?

  葉 彌:什么叫時代,時代就是人性的另一個代名詞。每一個時代的人性都不盡相同,但每一個時代里都有共同的東西,就是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怎樣處理自身和世界的關系?怎樣處理個體和他人的關系?動機也就是正視自我的價值,并從中得到精神的幸福。

  《風流圖卷》表現的是時代潮流中,個人通過追求正確的思維方式,體現出來的意志和獨立性。古今中外,這種獨立性有時都會冒犯特定的時代,時代的車輪總是滾滾而過,有些冒犯者雖然身敗名裂,但時間會補給他們生命的價值。

  《風流圖卷》在處理個體與他人的關系中,是既有矛盾又有統一,主人公孔燕妮在與他人的矛盾里了解世界,獲得寬容、和解,最終得到解放。真正的解放是精神的解放,是靠自己不斷進步才能得到的。

  記 者:就是這樣,《風流圖卷》里其實充滿了個體之間、個體和時代之間觀念的對立和沖突,比如孔燕妮和杜克之間的愛情,孔燕妮自己也很明白地說,“我懂一件事——你要的是輝煌,我要的是平靜。”還有孔朝山和他妻子之間也有直接的價值觀的沖突和矛盾,小說本身并沒有對這些作出判斷。在這個小說里我看到人生的艱難,人人都被裹挾進龐大復雜的現實之中,你在小說里是怎樣處理這些關系的?

  葉 彌:年輕時與步入中年后,對待人生會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理所當然地會在小說里呈現。我很小就悄悄地開始寫作了,從詩詞開始,當然是模仿的。曾經發生過一件事:三年級暑假時,我把我寫的一首七律鄭重地獻給我媽媽,但我媽媽馬上就撕掉了,因為有一個親戚在邊上說,這首詩是我抄來的,他見過。難怪他說見過,因為我這首詩大部分是模仿來的。就像小孩子彈鋼琴,不模仿是沒法彈的。我從此對詩詞不再感興趣。如果我媽媽當時不撕掉,也許我現在就是一位詩人了。上世紀80年代初我跟著一幫文學青年在蘇州群藝館學寫作,其實也就是一塊兒玩,20歲出頭的那幾年寫的最有價值的文字就是一個小中篇《十八、九歲》,有一些對于人生最初的想法了,但是這些人生的小小感悟還無法支撐著我寫出一個好中篇,沒有寫完,沒有投稿。接著進入晚到的人生叛逆期,叛逆一切,包括蔑視文學。那些日子涉及到兩個詞:一個是障礙,一個是自由。然后就是遠嫁、生子、柴米油鹽的日子。一直到30歲那年,過完生日,我才發現我的人生只能用文學創造價值。于是重新拿起筆,寫了幾個短篇,然后就寫了中篇《成長如蛻》。這個中篇讓我引起了文壇的關注。但是,我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我的歷史觀、價值觀搖擺不定,年輕時只想反抗什么,沒有想要建立什么,我大約是屬于那種特別晚熟的人。后來也時不時地寫著,但內心很抗拒寫作,因為寫作好像不能給我帶來自我的肯定。一直到2008年春,我搬到了一個離市區比較偏遠的地方,在那里住到現在,我的歷史觀、價值觀才有了明確的方向。這本書里有那么多的價值觀沖突,也就是我個人內心長期以來的價值觀沖突。所有的沖突都是有時間性的、處在改變之中的,所以我們不需要判斷,只需要順應時間而改變。我想,這也是文學應當做的,文學要科學地對待現實人生,而不是草率地下結論,標語式地指手畫腳。太容易下結論,是自大的毛病。

  所有故事都是思想的產物

  映照出人的光輝

  記 者:小說里也有很多很耐人尋味的形而上的哲學層面的思考和探索,比如 “中國人太看重悲哀的力量,不看重快樂的力量”,“人首先要學會愛自己,才會推己及人的愛別人,才會對這個世界有責任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卷最后老和尚說的一句話,他說,“阿彌陀佛,孩子,你們都是無根之花呀。”這些讓小說有了更深層次的力量,它關注的是更具普遍意義的人必須面對的終極命題。

  葉 彌:所有的作家都會考量這些問題吧,只不過我不怕方家批評地放進了小說里,好像有個約定俗成的寫作方法,就是小說里盡量不要放進這些思考內容,這樣顯得生硬,會沖淡小說的藝術性,使小說顯得不高明、不高級。但我不擔心我的小說會有一副怎樣的嘴臉,真誠地寫小說,也許會讓人原諒你小說中的一些不足之處。即使每一個人都不能原諒,那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記 者:這部小說里有個比較特別的人是敘述者孔燕妮,她也被大家叫做“彩虹仙女”,她的特別在于不管面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格外冷靜理性,在說起姑姑自殺的時候,在面對父母的爭斗、張風毅的單戀等等,都是一種洞悉世事滄桑的面孔和語調。

  葉 彌:許多作家都會把某個主人公設定成冷靜的,具有一定理性的,可能這樣更容易抽絲剝繭地深入小說的內核吧。如《透明的紅蘿卜》《街上流行紅裙子》《河岸》《長恨歌》等小說里的主人公。即使是那些談不上冷靜的主人公,如《紅與黑》里的于連、《安娜·卡列尼娜》……他們的人生選擇也是經過理性的考慮,并非一時沖動。這中間也體現了人類思考的光輝。另外,這種與生活保持距離可能也是許多作家本人的特征,因為作家是觀察者,甚至是生活的旁觀者。這種特征會帶到小說里去,成為小說中某個人物的特征。

  我在設定小說人物基調時,認為小說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應該是冷靜理性的,不管他們做了什么都是思考后的結果。他們是一群思考著的人。我提倡用思考主導生活,反映在小說里,那就是所有的故事都是思想的產物,必須映照出人的光輝,而不是匆忙地一個連一個地講述表面化的故事。

  這種冷靜理性的基調確實比較容易深入人物的內心,但也帶來一個缺點,往往帶著這種性格特征的人物,不容易獲得戲劇性,而戲劇性是人物出彩的關鍵。我們也看到一些文學藝術,為了獲得人物的出彩,不惜把故事搞得光怪陸離,迷失在故事的講述中。冷靜理性的人物基調,可以最大限度地體現作家的理念,但在某個節點上,會使小說滯重而無法前行。

  記 者:這個敘述者的作用很特別,她使得小說的敘述多了一種新的視角,這部小說的敘事視角其實也是有所變化的。我后來發現你以前寫的很多小說也會如此,敘事視角的這種改變對小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葉 彌:我經常在一些有關文學的場合里聽到“敘事視角”這個詞,感覺到全中國的作家都對敘事視角這件事很焦慮,事實是不是這樣,我不得而知,也許大家總得為點什么而焦慮。我從來不為敘事的視角而焦慮,人從娘胎里落地,眼中所見,心中所想,皆為視角。在不同的小說里,因為表達的內容不同,聚焦就有所不同。我從沒有嘗試過讓一整篇小說完全是一個視角,也許以后應該嘗試一下。在我的小說里,可能有的敘事視角切換得自如一些,有的敘事視角切換得生硬一些。我在變換人稱和視角切換時,并不那么計較技術因素。這也是我應當提高的寫作手段之一。

  零視角據說已被現代人所不齒,但如果遵循馮·麥特爾·艾姆斯在《小說美學》中所說的那樣,做一個敘說風度有趣的作家,這樣的作家就不會引起讀者的反感了。我還在采用零視角,這種全知全能的寫作并非一無是處,首先是目前中國的讀者也許是全世界生存壓力最大的讀者,零視角的小說也許讓他們閱讀時更感輕松愉快。有了閱讀的愉快,才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小說的思想。另外,在展示大的小說場景時,全知全能的寫作視角確實更能使小說產生豐富感。

  我也經常使用內視角。在使用內視角時有時候會覺得呆板,不知不覺地就變成了零視角。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我們的口語中,往往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中國人尤其感性,一個民族的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會影響作家,影響多大?是否正確?這也是我今后要考慮的問題。零視角(全知視角)是否缺點大于優點?還有,小說塑造典型人物是否已過時?這些問題都值得作家好好探討。

  外視角敘述中,我使用得最多的是第一人稱,“我”就是主人公。但我覺得,當我使用第三人稱外視角時,會讓小說呈現某種滄海桑田的感覺,我特別喜歡這種感覺。我有時候出去采訪某個有故事的人,他不說這個人怎么怎么了,而是用臨界的虛構的暗示的手段說,別人說他怎么怎么了。在我的《風流圖卷》里,視角轉換用得最多的是一對僧尼:如一和明心。這種寫法讓我覺得回到了中國小說的“話本”傳統。

  但任何小說技法都是有失有得的,小說技法為小說的思想服務,技術高于思想是不可取的。

  從不輕松到輕松

  這也算是一個“開創”

  記 者:你在《風流圖卷》的后記里說這是一部寫得很艱難的小說,而且寫了很長時間,這個艱難到底是指什么?

  葉 彌:這個艱難指很多方面,身體的、生活上的、居住環境上的……但最艱難的是,有一天,我覺得《風流圖卷》寫不下去了,拿出已發表在雜志上的那部分,看完,冒冷汗,卻不知道如何寫下去,小說里的人物一瞬間全部從我眼前消失……

  記 者:不久前在這部小說的研討會上,很多評論家都評價認為《風流圖卷》和你以前的小說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轉折,對你而言會是一個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作品。你覺得他們所談到的這個轉折大概是什么。

  葉 彌:謝謝評論家們對我的溢美之詞,同時我也表示對“轉折”、“開創”這些詞的婉拒,一方面覺得當不起,一方面覺得它們披金戴銀,顯得沉重。人過中年,最快樂的事莫過輕松。在修改這部小說之前,如山的問題堆積心頭,后來大致想明白,這是修改這本小說給我人生帶來的最大收獲,從此不惑、不懼,得到輕松。如果說有轉折的話,那就是從不輕松到輕松了。對于我本人來講,這也算是一個“開創”吧。

  記 者:這部小說的風格同你之前的一些小說其實也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比如《成長如蛻》《明月寺》《天鵝絨》《小女人》《恨枇杷》等等,這些作品中有一種洞悉人事的敏銳,一種對人性的精準的體察和感悟能力。一方面敘述非常節制理性,一方面又好像對生命充滿欲望,這讓小說形成了特別的美學風格。我想請你談談對小說的趣味和語言的看法。

  葉 彌:小說的語言,我喜歡簡潔,哪怕直白。我不喜歡春秋筆法。因為我具有這種寫作傾向,所以就有意識地“微調、糾偏”一下,往往在敘述中用理性和控制來中和我的直白的喜好。

  小說的趣味,有些作家是慢慢形成的,有些作家是一出手就形成的。不管是什么時候形成,一定與作家的童年、少年經驗有關,與作家對世界的看法有關,與作家的價值認同有關。

  記 者:記得你曾經寫過一篇創作談叫《小說加減法》,那你現在依然覺得寫小說應該做減法嗎,這道題目該怎么做?

  葉 彌:這篇創作談大約是十四五年前寫的吧,我已忘了這里面寫些什么了。別說創作談,好多小說我也是寫了就忘了,真正讓我記得住的自己寫的小說不多。但是關于小說的加減法,任何時候都可以談點什么,那時候肯定是覺得寫小說應當做減法,去蕪存菁的意思。但那時的我一定忽略了一個關鍵的東西,那就是,如果沒有“菁”怎么辦?去掉蕪雜后,一無所有。在我現在看來,小說乃是各種質地的東西都在里面,既有蕪又有菁的小說才是好小說。當然,小說里面要有真正的“菁”,這個要靠作家本人的不懈努力。當作家修為到一定的地步,小說也就有了真正的“菁”了。

  小說與現實的關系: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記 者:從最初的中篇小說《成長如蛻》到眼下這部最新的長篇《風流圖卷》,這么多年過去,你小說里的人物漸漸地從與時代和他人對抗抵達了另一種狀態,就是他們開始同這個世界和他人達成了某種和解。

  葉 彌:和解比抗爭更需要內心的力量。和解意味著從抗爭中走過,意味著某種秩序的重新建立,意味著積累力量,離另一種抗爭更進一步。我們永遠處在抗爭之中,只不過方式改變。也許我們是從各種各樣的抗爭中學會了與這個世界相處,學會了和解。我們一次一次地抗爭,一次一次地和解,最終會發現,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記 者:女作家寫愛情有她的特別之處,這是女性性別在寫作上的一個優勢嗎?你筆下的愛情和性好像充滿著很多無可奈何的現實感和露珠似的純粹感,這好像又構成了一種矛盾。

  葉 彌:其實女作家寫愛情并沒有那么大的優勢,這就是我在寫作上表現出來的矛盾吧。為什么說女作家寫愛情沒有那么大的優勢呢?因為愛情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性,而我們的文學作品,從古至今,女作家寫性愛的少到可以忽略不計,都是男作家壟斷了這方面的文字。仿佛女人寫了性,就會顯得很與眾不同。其實只有作品需要,女作家也應該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我刪了一些不那么無可奈何的性描寫,留下了一些表現無可奈何的性描寫,讓愛護我的人放下一百個心。生活中的中國女性不是這樣的,尤其是勞動女性,她們很真實,很自我,也很自然,女作家的筆離她們很遠,男作家的筆離她們也不近。

  記 者:你的很多小說有解構的意味所在,在時間的流淌中很多東西最終被消解,另一方面這些小說在寫法上和中國古典文學里的世情小說有著特別類似的地方。你怎樣看待我們自己的文學傳統?

  葉 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陸續看了一些書,因為我媽媽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我們“下放”到蘇北農村時,她賣掉了衣服和家具,但帶了一箱子書去。這個箱子里有什么,我就讀什么,沒有選擇的余地。箱子里的書也是沒有經過選擇的,有什么就藏什么。對我影響至深的是一本《普希金文集》,有詩、戲劇。那些小說如《村姑小姐》《暴風雪》《驛站長》《射擊》,都是放在散文作品類。1955年時代出版社出版,羅果夫主編,戈寶權編輯,繁體字。普希金在詩歌和小說中表現出的自由思想讓我十分向往。他的這些思想早就成為了西方文學中的基石,影響至深,直到現在。解構主義我們認為是從西方來的,其實真正善于解構的是我們自己,我經常從四大名著里,流傳的民間故事里,我們的地方戲曲中找到這些解構的手法,只不過我們的解構只是解構,沒有稱為主義,所以還得把人家的主義拿進來,把自己的解構忘記掉。

  記 者:現實題材創作現在受到了很多關注,但作家寫作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來自當下的信息豐富博雜,小說似乎遠沒有生活復雜。也因此很多人說我們的想象和虛構的能力遠遠趕不上現實,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葉 彌:小說與現實比拼的不是復雜、虛構與想象,現實生活中的復雜、想象與虛構來自古今中外、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各式人等,就如無邊無際的大海,小說只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你如何要向大海挑戰?小說與現實的關系就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這一瓢,看準了,就是滋養我思想的圣水。除此之外,多也無益。

  記 者:從1994年開始寫第一篇小說到今天,這么多年過去,你對小說或者說對文學的理解有什么變化,哪些又是一直不曾改變的?

  葉 彌:說句俗套的話,不變的是初心。我牢記幼小時對于作家的崇敬,今天也會用此心要求我自己。這是不會改變的東西,也是從來不曾變化的東西。

(來源:《文藝報》2019年1月30日,記者李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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